西安美院院长杨晓阳谈“大美术、大学院、大写意”

　　嘉宾简介：杨晓阳，生于195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国家“三五人才”、全国青联委员。

　　他创作的国画《沸腾的黄土地》获西德纽纶堡“第四届国际素描杰出三年优胜奖”；国画《黄巢进长安》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并长期陈列在古代战争馆；巨幅壁画《丝绸之路》陈列在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全周画；国画《黄河的歌》获秦俑杯国际书画邀请展“金杯”；《终南竞秀》陈列中南海。

　　他的作品《高风图》、《愚公家族》、《黄河艄公》、《波斯迎亲》等曾引起社会广大关注和反响,作品造型严谨，构图宏大，色彩瑰丽，笔墨功夫扎实深厚，用写实手法表现浪漫题材，注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体现出广泛的文史修养和独特的美学感受。

　　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西安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人民网收藏频道顾问杨晓阳，作客人民网访谈。

　　杨院长您的作品在风格上很大气，在理论上您也相应的提出了一个“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个“大”观念的概念的？

　　杨晓阳：美术和生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不断的提高，全社会对美术的重视，可以说超过以往。尤其是经济建设飞速的发展，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美术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朝代在没有美术的情况下它留下了好的建筑、好的城市、好的生活。

　　我在做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十多年来，逐渐的深刻的感受到美术和生活的关系和建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不断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术教育也随着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飞速的发展。因为我在做美术学院院长之前，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系主任，在做系主任的时候，考虑这个问题还不太多，但是做院长以后，我觉得美术对社会、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经济建设如果没有美术同行，没有文化建设同行，这种经济建设很可能是低档次的，可能是不够完美的。从古到今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艺术品、所有的经济建设中间的建筑、环境，包括我们日常用品，如果没有美术，它是不完美的，它只是实用价值，这个实用价值丧失了以后或者落后了以后，不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品长久的留在社会上，不可能作为文物，不可能作为艺术品起到它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建筑，古代建筑、当代的建筑艺术价值不大，只是实用价值，很可能就被短时间改造，或者被毁掉，或者一直和民族的落后的状态共存。一旦发展它就要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各个美院都在注意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把它的课程扩展，专业扩大，完全随着社会的需要建立自己的专业，发展自己的学校。我想在这个上面关系是比较大的，跟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致的。



　　主持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杨晓阳：“大美术”的概念就是打破过去的美术学院和美术家站在象牙塔上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自己的赏心悦目，不为社会服务。“大美术”，就是社会需要的所有的美术学院都应该考虑。美术家应该为社会服务，美术家应该考虑社会需要的美术现象。作为一个学校，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美术学校就应该研究什么、考虑什么，设置这样的专业，培养这样的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起到美术应该起到的作用。

　　所以我想一切社会需要的美术，我们都要考虑，这就叫“大美术”，由于“大美术”所以有了“大美院”，因为你需要这么多的“大美术”，需要这么多的美术工作，你总要有人才，在古代是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很有限的。在农业社会是很迟缓的发展，人才的需要也是完全和当时的社会需要一致的。可是进入到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全球各个国家，经济都在飞速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我们与发达国家有一段距离。

　　进入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使全世界很震惊，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发展到现在的状态，我们在国外经常感觉到全世界对中国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发展的惊叹和赞美。但是也经常受到一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城市建设中间考虑它的造型、色彩、人文设施以及和人的关系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建筑，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很严厉。

　　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也大量的看到，复制了一个一个西方城市。而且是不伦不类的西方城市。西方的建筑是根据西方人的生存需要创作的一种样式，我们中国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应该有适合我们中国国情和地理、历史、文化这样的环境，应该根据这种需要创造我们的建筑和城市，可是我们现在大量的在复制人家的建筑。复制、照搬别的国家的环境设计。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觉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培养有创新和创作能力的环境设计家和美术家。

　　总体来讲，在大的范围内，应该是一个美术创作人才大量提供给社会。这样的人才才有辨别力，才有审美能力，有提高创新综合和继承过去和现在优秀的符合我们国家、符合我国人民生存需要的新型的建筑和城市环境，包括我们的服装、包括我们的用具。一切的能够看得到的美术现象，美术学校都应该研究，一切社会需要的美术的人才，美术学院都应该培养。

　　过去所有的美术学院，中国的美术学院都是学西方的，一百年来美术学院都是二、三百个学生，一百左右的教师，这样的小学校全国只有八所。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社会呢？一方面多办学校，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条件比较好的美术学院扩大招生，尽量多的培养学生，尽量扩大专业，拓宽我们的知识口径，适应这个社会。所以没有“大美院”实现不了“大美术”。

　　我个人总结，感觉到“大美术”是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的内容。中国这个内容要大，要广泛，它不只是培养专家，要培养大量的普及人才。我认为美术学院的功能应该有五种，第一种是继承功能。第二种是创作功能。第三种是创新功能。第四种是普及功能。没有普及功能，美术学院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作用。当然提高也很重要，没有普及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所以，我认为，“大美术”是内容，“大美院”是形式。中国的美术学院应该办大，中国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长，需要在经济建设中间提供大量的美术人才，所以形式和内容决定着以后这个问题就应该适应社会。

　　可是这个形式和内容，不能够解决中国美术教育的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美术和西方的美术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通过我自己的考察比较，我认为，中国的美术和西方的美术文化经验是不同的。西方美术是以科学为基础，是以科学支撑着美术，而中国美术，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它坚持以社会学为基础，是凭感觉、凭感受、凭感情。是写意的艺术，所以我讲，除了“大美术”、“大美院”以外，还应该强调“大写意”。从精神层面来讲，从艺术的本质来讲，中国艺术不坚持“大写意”，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艺术，为什么还要改造它，为什么强调民族传统，强调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办出自己的特色。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特色？从内容上我们是“大美术”，从形式上我们是“大美院”，从精神上我们是“大写意”。这三条构成一个金字塔。我觉得基本上能够解决目前中国美术学院发展的问题。



　　主持人：杨院长，您是从94年担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可以说您到目前为止是我国在任美术高校中最长的一位。您对我国当下的美术教育一些现状是怎么看的？

　　杨晓阳：我觉得目前中国的美术学院总体来讲发展得非常好。比任何时候发展的都好。尤其它的速度、规模以及专业扩大。我刚才讲的三个“大”，应该讲，前两个“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美术学院专业都在扩展，逐渐的向社会需要靠近。所有的美术学院在扩招的风潮中都不同程度的办得越来越大。我们西安美术学院各类学生很多。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没有这么大的美术学院。所以从古到今没有这么大的美术学院。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美术教育现在来评价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大美术”、“大美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大写意”还有待于大家形成共识。

　　用西方的，所谓全球化的深发代替中国的、改造中国的审美，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传统，我认为“大写意”在层次上，从一开始目标就定得高一些。西方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19世纪之前，它的绘画以人物画为主，人物画主要是起到现在照相的作用。但是等彩色照相一发明，一旦出现彩色照相，一秒钟，甚至不到一秒，你就已经把前面很大的功能代替了，当然并不是全部代替。例如，古代的绘画，西方的古典绘画，它们其中也有很多用真人反映的神话，这个东西照相是不能代替的，但是如果画中呈古装，再进行彩色照相。我看到有人做这种实验，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历史的故事。

　　当然西方艺术并不是绝对的不写新，但是由于科学的限制，光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的色彩就不能从理论上结果。透视、解剖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画人就画不准确，画一个空间不能画出深度，这些问题随着科学的解决，慢慢的都解决了。

　　可是中国艺术从来就不被这些限制，它凭人的感觉，凭人心里的一种想象，尤其在想象这方面，中国艺术根本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完全不受科学的限制。即使我们现在和西方人一样认识到科学对绘画的作用，我们中国人把它只作为基础，作为一个了解，并不坚持它，更不把它作为更高的标准，中国艺术从来都是“天马行空”，完全是自由想象。

　　在这一点上，它超过所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和非洲和埃及艺术有共同的地方。和现代派大师毕加索的思维一样。但是它是超越了科学，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和中国艺术不谋而合，可是中国艺术从一开始就坚持这点，坚持到现在不变。只有坚持这个，才能胜过西方，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杨院长，您怎么看，在我国一些传统绘画教育之中加入一些西方素描的课程？

　　杨晓阳：素描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素描是研究一切造型艺术人和自然关系，绘画所有因素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但是素描绝对不是一个高标准，它是一个过程。我们把素描解剖、透视、色彩、光学等等这些学问都要学。中国的画家不学这个东西是盲目的。可是学了它，不等于以它为标准，它作为中国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比过去任何时候，有这个基础和没有这个基础效果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写意，因为人最终是一个感情动物，并不是以一个量化的标准来提高目标的。最后人感觉好，感觉坏，不能完全量化它，完全是艺术家对于生活，艺术家的作品是自己一个人对于自然的一种看法，它并不是客观的数字。艺术家是“瞎子摸象”，艺术家是“感情用事”，艺术家是“重其一点、不计其余”。所以，不管你判断的怎么样，艺术不能“一刀切”，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他的知识背景不一样，他对事物欣赏、对于色彩、形体，对于各种绘画因素的喜爱是不一样。如果拿一个标准衡量，那就是“科学”，艺术不等于科学，艺术有艺术的科学，不等于科学，科学有科学的艺术，但是不等于艺术。艺术完全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个性。素描很好，可是只是一个基础。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从2000年，您的画集《告别过去》发布以后，您的绘画风格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写实人物转变到写意水墨人物为主，这之间是什么对您产生了一些影响？

　　杨晓阳：我觉得客观来讲，我在30岁之前是“崇洋媚外”的，我认为中国绘画不科学，西方的科学是一种很科学，很系统的。它可触摸到。它有规可循，它的通过素描认识自然，通过写新收集资料。这样子，最后就能达到创作的目的。可是等我已经努力了几十年，最后尤其是看到了西方的大量的博物馆，大量的美术史上的名作，了解到西方著名的大师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最高成就，他们的原作，我几乎看到了所有西方美术史上保留下来的原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阅历的增加，对比这种方法的掌握，我慢慢地发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比我们自己评价得要高的多。30岁之后我访问了很多的国家，看了无数的博物馆。反过来西方人说，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再来考量我们自己的艺术和历史，最后我发现，中国的艺术写意的，西方的艺术是科学的，西方的艺术发展到20世纪，也向写意发展，而写意的祖宗在中国，坚持得最好的是中国。把这两个文化系统一了解，因为我本人是学“中国画”，对文史方面比较感兴趣，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工夫，跟西方艺术这样直接对比，我发现中国艺术是高于西方艺术的，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子。

　　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我酝酿了很长时间，思考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应该把西方绘画，就是把我40岁之前研究、努力的目标应该放大，应该提高，提高到哪里去？提高到中国。

　　主持人：我看您的一些水墨画。有一些独特的变形，很有风格。您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其中的一些变形因素吗？

　　杨晓阳：我并没有变形，我并不是有意的把它怎么样。我觉得一个人的感觉是在变化的。慢慢的找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和解释。这个解释和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我跟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人物，进行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对话，我基本上注意他的研究和他脸部的表情，我对于他身体其他部位或者包括其他保卫性的语言，我是忽视的，我特别专著他的眼睛的时候，我对其他比较放松，这样很可能画出来他头大身子小。比如一个坐着的人，如果我客观的写新，像照相机一样的物理感受，可能他的腿在前面，腿画的可能很大，头画的比较小。这时候我就把上身画得大一些，脸部画的细致一些，其他的部分缩小一些。

　　而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感受，我再看中国古代的大佛，所有的大佛上身都很大，他盘起来的腿缩的很小，如果站起来很不成比例，可是我们看起来非常舒服，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如果把它的腿画的是正常的比例，即使不站起来他离我们很远，所以诸如此类，这样的感受，我有时候把人家的头画得大一点，有时候画得小一点，有的时候是随心所欲的，有一种状态，在画的过程中随大随小，画大就大，画小就小，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比较自由，更接近艺术对人赏心悦目，对人身心健康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如果我只是为了画他，那我会去照相好了。

　　主持人：看似变形的过程之中，也有合理的透视因素存在。

　　杨晓阳：应该讲是一种心理感觉的合适，不是科学的合适。

　　主持人：您能就我国传统绘画以后的发展趋势谈谈您的看法吗？

　　杨晓阳：传统绘画应该怎么样解释呢？传统绘画当然是过去式。我觉得中国古代美术绘画成就非常大，如果用写意的观点、写新的观点，用表情达意的中国艺术最高的表现层次来要求它的话，中国有很多作品是“8永远的高峰”的，每一个时代的高峰是永远的高峰。比如我们的彩陶、我们的青铜器、我们的玉器、古玉，明清以后，的玉是不值一提的，那时的唐宋画等等，每一个时代的高峰是永久的高峰其他的时代，包括我们以后永远不可能超越，它是那个时代的精华，他就是人类永久历史上的高峰。而西方的绘画也有非常精彩，规模非常大，很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绘画作品，但是它太受科学的限制，于是它在夸张，在写新，在更加集中的达到人的一种心理感应这个方面是达不到中国绘画高度的。我认为中国艺术是高于西方，是全世界的一个高峰。

　　在进入现在的这个时代，传统绘画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想它的样式会不断的变化，它的材料会不断的丰富，可是写新、写艺这一点如果坚持，中国艺术永远可以保持一个高峰。



　　主持人：在中国绘画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过程中，业内有好多说法，在我国传统绘画之中，加入一些西方绘画的元素以求创新，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杨晓阳：在200年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有无数个艺术家、教育家作了很多的探索，也很有益，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西方绘画作为中国绘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越加入越好。可是两个东西在最高层次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层次低，它是一个知识性的。艺术不是知识。艺术是感觉，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如果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做一个最高档次结合是无法结合的，两个层次不可比，不一样。

　　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苹果和梨在一起嫁接，在一段时间是一个新品种，又像苹果又像梨。两个最好的特色都淡化了。应该怎么样讲，苹果和梨各是一个，两个加起来是更大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两个加起来还是一个，它从感染力来讲，从它的品质来讲，我认为是降低了，并不是提高了，现在苹果还是苹果，往更好的苹果发展，梨往更好的梨发展，西方绘画只能是中国绘画的基础。西方绘画也正在向恩写意的方向发展，比如毕加索在他的手法、透视变化、造型、观念的变化上，在时间空间额我的运用上，已经远远超越了19世纪以前的绘画。可是他没有中国宣纸的不可控制，这种随意性、这种即兴性，这种人都想不到的“天、地、人”共同造成的效果。比如周围的安静程度不一样，比如空气不一样，比如我今天睡眠怎么样，画出来的效果，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西方没有宣纸，不加入大量的水分，没有这种即兴性，没有人不可控制性，油耗可是以控制的，而水墨是不可控制的。所以毕加索就是有这个缺点，如果毕加索掌握了水墨，他的感染力会更好。

　　主持人：听说您从关中收了七千多“拴马桩”，要组建一个博物馆。您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杨晓阳：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大量过去的旧的房屋被拆除，建筑被毁坏，而认为这个东西不先进、不科学、不新。但是这些有形的遗产中间的美术、中间的文化这些大家注意的很少。大家认为这个拴马桩 没有什么用了。有的烧了，有的损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尤其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全国好象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号召做这件事情，很多旧房子、旧建筑、旧城市、旧村落，在改造的过程中毁坏了很多这些东西。那么拴马桩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将要被无放弃，将要被破坏，将要被毁灭的一个品种，但是这个品种实际上是雕塑，是艺术品是造型艺术是美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理睬，让它自生自灭的话，我认为损失太大了。我出于一个艺术家的认识，对它的历史性的认识，对它的抢救，和我自己对它的偏爱，我动用我所能够掌握的各种力量来收集这个东西。一时间，大概在一两年，从600块开始，现在最好得有上万块钱，也有最好的卖到两万快钱，由于我的重视，全世界对它的重视了。还有一种炕头小狮子 。我在收它的时候，两块钱都不值，现在有500块钱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石刻民间艺术品我们收集了很多，收集拴马装石刻，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我们各级领导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现在抢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觉得这是一笔遗产。

　　主持人：您作为中国美协副主席，您对我国现在的美术现状是怎么看的？

　　杨晓阳：由于经济建设，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在发展的过程中，从上到下的领导也认识到美国的作用，最近这十年中国美协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美术是空前的繁荣，在繁荣的基础上，如果能够载质量上再提高，再多出精品，多出大师，这个效果就会更好。目前它是量很大，展览很多，很繁荣，很热闹，有很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美术现象应该比西方任何时候都要繁荣，比西方任何国家都要繁荣，中国艺术家的活跃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目前急需要提高。首先是在理论上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优秀的，超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现象和艺术遗存，从这个中间总结出中国艺术应该区别于西方国家什么，从理论上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对于下一步在繁荣基础上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理论的突破、理论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从道理上明白，我们现在的美术层次还不够高，在繁荣的基础上提高很重要。

　　主持人：杨院长，最后您对我国当代的美术教育提几个愿望和希望吧。

　　杨晓阳：艺术家感受这个世界是观点就是结论。我设定的这个观点就是我的结论，中间的论证和艺术感受和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是设立一个题目，通过论证，结果可能和这个论点有差别，或许一样，或许不一样，可是艺术家感受事物，感觉到了就是结果。所以我的“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就是中国美术教育我自己的希望，我也在努力做，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不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个讨论，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工作。

　　主持人：谢谢杨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