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其峰 一览众山小——霍春阳谈恩师孙其峰

白鹰，红叶，青山，这幅名为《睥睨群山》的花鸟画如此眼熟，一看而知出自绘画大师孙其峰之手。这是一双丹青妙手。经他描绘的鸟、雀、鹰、鹤、松鼠、猿猴和家禽，形、意、神兼得，笔、墨、韵俱备，无不朴拙灵动，生趣盎然，更缘物寄情，发人遐思。他又是一位为培育良才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美术教育家,一位品格高尚、胸襟开阔的长者和智者。

正在天津美院展览馆举行的“庆祝孙其峰九十华诞暨从艺８２周年孙其峰师生画展”上，群贤毕至，拥趸如云，出现了美术界罕见的热闹景象，足见其峰老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

在孙其峰的众多弟子中，追随他时间最久、成就最大的，当属霍春阳了。

霍春阳的花鸟画被称作当代“逸品”，其笔下的梅兰竹菊、秋荷虫草，静寂、清纯、淡雅，体现着一种古老的哲学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

鉴于其峰老已９０高龄，不便长谈，记者遂采访了他的得意门生霍春阳，请他谈谈恩师的美术教育理念、方法以及对他成才所产生的影响。


创造一个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孙其峰在９０华诞和从艺８２周年之际，被授予“学院终身贡献奖”，所以，记者首先请霍春阳结合自己向孙先生学画的经历，谈谈孙其峰在中国当代美术建设和发展方面的理念和贡献。

霍春阳说：“我认为孙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个氛围，使大家紧紧围绕在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周围，以此为基础，为精髓，建立和发展起一个成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体系。孙先生认为，创作是艺术，教学则是一门科学。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艺术教育上，在培养人才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也显示出他的无私襟怀。”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孙其峰便在组织中国画教学师资队伍上起过重要作用。他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在教学中强调写生、写实的作用，但一些学生到了生活中，往往因缺乏传统技法的基础训练而显得束手无策。所以，当孙其峰在天津美院主持教学工作后，便主张首先让学生学会方法，掌握中国画的表现程式，然后再深入生活写生。在此过程中，他冒着被指为“保守派”的风险，从北京聘请了李智超、秦仲文、张其翼、溥佐、萧朗、王颂余等画家来校任教，一举奠定了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的根基。

霍春阳是１９６９年在天津美院毕业后留校的。当时，正处于“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提倡的是直接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人物画，山水、花鸟则被打入冷宫，罪名是“抒发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连花鸟画中常见的翠鸟、蝴蝶也被当成“害虫”加以挞伐，无人敢于问津。时任天津美院工艺系主任的孙其峰自然也无力回天。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传统不能丢，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能丢。在不能画山水花鸟画的情况下，基本功训练不能放松，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甚至当他被关进“牛棚”时，仍一边挨着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在报纸边上、烟盒上画速写、勾草图。

孙其峰还强调艺术修养和文化积累的重要性。他说，有些画家为何到了四五十岁，便有些“江郎才尽”，提高不上去了？这固然有生理上的原因，但根本问题是修养不够。中国画艺术有深奥的哲学内涵，艺术表现中充满种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宾与主，虚与实，聚与散，干与湿，浓与淡等等，相反相成，触类旁通。中国古代文人画历来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画家对文学、历史、音乐等艺术门类均应有所涉猎。

在这方面，霍春阳便是一个有心人和践行者。

他牢记恩师的嘱咐，在成名后仍勤学不辍，一次次到北大、南大插班聆听名师授课，学习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中西文化比较学，还对孔子、庄子、老子的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最密集的一次“充电”，他在北大一个高级学术研究班里，２０多天听了６０场报告，平均每天三场！

“寂寞之道，厚积薄发，这是治学的最好心态，在此过程中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定力，”霍春阳这样总结道：“《论语》不仅要读懂，还要参透，把气息、心态养好。你读的书，积淀的文化底蕴，一旦发挥作用，别人绝对赶不上！当然，你学的东西未必能直接作用于绘画，它可能在１０年、２０年后才起作用。东方人讲究道德修炼，人格修炼，天人合一，物我两化，这太难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博大、太厚重了，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我们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大摇大摆地到世界上去宣传古老灿烂的东方文明！”

霍春阳说，年轻时，他曾有机会报考中央美院研究生，但考虑再三还是毅然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恩师孙其峰，他给大家创造了一个适宜年轻画家成才、能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好环境和平台。 胸襟开阔，不惧“青出于蓝胜于蓝”

孙其峰的花鸟画得益于两个不同方面：一是王雪涛、田世光等为代表的强调学习古人传统的画派，一是徐悲鸿为代表的强调写实、写生的画派。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既重写生形似，又重笔情墨趣；既追求现代感，又不失传统风韵的绘画语言。

在艺术中如此，在教学育人中亦是如此。

霍春阳回忆，他与恩师学画，起初亦步亦趋，老师画一幅，他也画一幅，师徒二人常于教研室中切磋技艺至夜阑人静，完全置家庭于不顾，被同事称为“工作狂”。“孙先生教学生，未必是手把手，他教的都是认识论、方法论，艺无定法，却有定理，他教的就是这个理，这是最本质的方法和手段。例如那时我们师徒合作《迎春花》，我画的迎春花，画法不是先生直接教我的，而是我根据先生讲课的精神创造出来的，在风格上与他不谋而合”。

学了五六年之后，孙其峰对霍春阳说，可以了，你有一两种东西像我就行了，去探索自己的画风吧！他赞成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上去，赞成他们转益多师，从不同风格流派中汲取营养。

霍春阳喜欢李苦禅的大写意，便到北京登门求教，回来模仿了一幅苦禅大师的作品，挂在教研室的墙上。溥佐来了，孙其峰打趣道：“溥老看看这幅画，苦禅画的！”溥佐眯起眼睛端详片刻，摇摇头：“不是，不是！”孙其峰笑了：“虽说画得不像，我看春阳适合搞大写意！”

霍春阳用笔的方法也与恩师不同。画藤蔓时，他手捏大羊毫，边画，边灵活转动腕子，调整着笔锋；孙其峰见状，诙谐地将其戏称为“编牛草绳子的方法”。

孙其峰还亲自将霍春阳引荐给崔子范：“我教他教得差不多了，现在把他交给你了！”这样，霍春阳又在崔子范画室学了一两年。除此之外，他还学过黄永玉，学过吴昌硕，学过石涛和八大山人，学他们的文人气，纵横气，以及笔墨线条的力量——如何下笔力抵千钧，力透纸背，令他痴迷至今。

学生在艺术上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突破，孙其峰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不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学生能早成大器，超过自己。一次，孙其峰、霍春阳与绘画大师吴作人一起聊天，孙其峰谦虚又幽默地对自己的老师吴作人说：“你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又指指霍春阳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
 淡泊名利，晚年依然探索不止

孙其峰认为，中国画的变革是一种渐变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颠覆性的变革。他将自己多年从事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实践，概括为１６个字：“不求形似，不离形似，貌离神合，似非而是”。

谈到恩师的这一思想时，霍春阳深有感触地说：“超越前人，超越自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艺术创作都有一个‘看山不是山’的过程，是水，是火，是木……总之要抓住神韵。神韵是谁的神韵？是我的神韵。我又是谁的神韵？是大自然的神韵。落实到具体物象，一只小小的昆虫，翅、肚，头多大，腿多长，设计得天衣无缝，何等精巧！比例那么舒服，稍微改动一点，也许就面目全非了。大自然是最完美的，你想当它爷爷、父亲不行，你只能当它的儿子，只能将你的思想情感，融合到自然万物之中去……”

近日，霍春阳看望恩师时，孙其峰又说，原先我画中的鸟站着的多，在树枝上栖息的多，现在改变了，都飞起来了……看，九十高龄的孙其峰念念不忘的还是“变”！实际上，他从未停止艺术探索的脚步，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新的手段，永不满足已有的状态。他的花鸟粗看似无大的变化，但从行家的眼光看，他的笔墨更朴拙，造型更概括，可看出更深邃的意境和内涵。

孙其峰一向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他从事中国画、篆刻和书法创作数十载，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却很少举办个人画展或出版画集。美术界和他家乡山东招远多次欲为他建立美术馆，都被他婉言谢绝：“如果我建了美术馆，死后很可能变成仓库！还不如把钱省下来，建几所希望小学！”他退休后曾隐居山东老家，享受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直到８５岁才被子女接回天津。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孙其峰从教半个世纪，其得意门生和历届毕业生加起来也有数千之众。他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至今仍来者不拒，有教无类。即使对能力很差的学生，也要为他们讲画、改画，认真回信给予鼓励、指导。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人民的事情，教育的事情，他都义不容辞，表现出一位党员艺术家、教育家的高风亮节。不久前，当他听说一个４０多年前的学生因患重病无钱医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时，立即伸出援助之手，捐出多幅画作。而每次美术界发起的大型公益活动中，都可看到他献出的一颗慷慨爱心。

霍春阳还谈到孙其峰对一些画家热衷于市场炒作的不屑：你是只鸡，只管下蛋好了，蛋值多少钱与你无关，没必要自我炒作！心态浮躁，特别善于经营的人，绝非好画家。他还说过，如果一个画家不能一心一意扑在艺术上，还不如干脆去做生意。

关于孙其峰的现状，孙其峰长子、画家孙长康介绍说，孙老坚持早睡早起，饮食清淡，每日吟诗、挥毫、散步，生活很有规律。老人家常常告诫后人，要淡泊名利，用平和、乐观的心态，对待自然，对待生命。

九十其峰，一览众山小；九十其峰，风景仍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