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种面目示人，可能是最让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纠结”的问题了。

　　为艺而能成“家”者，自然要有属于自己的面目。一部艺术史，实际上就是由一张张不同的“面目”组成的。

　　对待“面目”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东西方艺术的不同趣向。西方艺术强调个性与创造，求新求变乃其核心意识。英国人艾略特说：“每有新的作品产生，传统均将为之移动，并赋予新的位置与观点。”一种风格、一个面目一旦被创造出来，同时意味着结束。

　　而中国的所有艺文学问，更注重的是“和合”与“会通”。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是“变”的前提，没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个性融汇包孕于共性之中--人无个性，不必交流，人无共性，则无法交流。创造也必须根植于“道”、“理”，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多的时候，“变”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境迁、时易下“不得不然”的结果。

　　当然，中国传统的艺术家也并非不讲个性。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是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他有句画家们耳熟能详的话，“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但石涛之所以能够提出著名的“一画论”，正是源于对传统的洞彻，乃至由画理上“通”于哲理。唯其能“通”，成其能“变”。至于他的笔下为什么有时会“触着某家”?无非各家各派早已烂熟于胸，打成一片，类似于“熟读唐诗三百首”之后自然形成的“语感”。

　　扬州八怪也是以面目独特著称。李方膺在一则题梅花诗中说，“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实际上，他的墨梅恰恰学的就是南宋的杨补之。他的“不学”，正是以“学”为筌蹄。

　　启功先生的说法更足以让人吃上一惊，“(学古人)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结合之产物耳”。

　　围绕“面目”，可以展开诸多话题，而这些话题处处牵涉到艺术领域的深层次原理。

　　比如，面目有外露与“隐秀”、鲜明与含蓄之分，就像我们不能说一个长相耐看、不事铅华的女孩子没有“面目”。

　　以前读到苏东坡对隋代大书家智永的评价“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总觉得是一句泛泛而谈的“漂亮话”--智永的字给人的感觉分明是“散”、“慢”、“熟”、“软”嘛!然而，近年来，也许是自己对书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居然从智永的那种“散缓不收”里，看到了动心骇目的精当与遒劲。古人诚不余欺也!

　　作为一个热诚的书法爱好者，理解一位前贤的作品，前后花了20年时间，这无疑足以证明中国传统艺术的高深与伟大。但反过来看，智永的书法是不是过于渊深玄淡，面目不够鲜明呢?按照今天评价艺术的标准，是不是少了些“创新”呢?对此，坡翁仍然有他的解释：“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