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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画院,是以书画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为主体的国家级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机构。 在国家文化部的正确领导下, 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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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江,笔名王江,字杰玉,斋号春水斋,现任中国国画院院长、中国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新加坡艺术院顾问、香港中华民族友好协会书画艺术委员会终身顾问、中国名人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长城魂当代诗书画协会高级顾问,曾担任大型国礼文献《永载中华—中华杰出文化艺术卷》编委会顾问、中国古文化艺术研究学会委员。<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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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画院京东展览馆位于北京东部,是一座集艺术展览、收藏、陈列、研究、交流、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览馆。作为中国国画院的下设机构,展馆坚决执行院委会的各项决策,并不断为画院争创效益。其主要任务是策划、组织、承办各种形式的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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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人生

2012-07-26  来源:国际在线
 

 

   

     启功简介: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师启功·

  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像在《历代韵文选》课上,先生给我们讲过敦煌变文,从敦煌石室的发现,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和《燕子赋》等众多内容,使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学生们了解到许多从未听说过的知识。到后来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出版了,我们才知道给我们讲课时可能先生正在关注、研究变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庆菽两位先生先后从伦敦、巴黎带回来一些敦煌变文的照片和钞件,这期间学术界出现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热,而启先生正是把当时最“前卫”最新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

  启先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富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我们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至今我们还保存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律诗平仄表,工整的墨笔字和朱笔符号,那是先生三十几岁时的墨迹。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所著《诗文声律论稿》的雏形。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极专门,又很通俗,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

 ·学生启功·

  陈垣先生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时刻铭记于心。此事先是我就不知听过多少遍。一个学生能对培育自己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我还很少见到。我们在《启功韵语》上可以读到题为《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自富千春寿,更喜阳和日正东。”这是为老师祝寿的诗,那“一枝一叶报春风”的情感实在令人感动。这“励耘”就是陈垣老师书房的名字。想必启功先生经常出入这“励耘”房,留下美好的记忆,唤起对老师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满海内外之际,执意要“励耘”作为奖学金的名称了。(编者按:启功先生将拍卖自己书画作品的200万元建立“励耘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童庆炳《启功先生,治学为师的楷模》

  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朋友启功·

  《〈叶遐庵先生书画集〉跋》更是一篇记述师友之伦的字字珠玑而又“字字都是血和泪”的挚情文章,试读如下一段:

  昔当先母病剧时,功出市附身之具,途遇高轩,先生执功之手曰:“我亦孤儿也。”言次泪下沾襟。其后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绵亘岁月,而先生亦长往矣。

  今裂生纸,草短跋,涕渍行间,屡属屡辍。虽然,纵果倾河注海,又讵能仰报先生当年沾襟之一掬耶!

  有谁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而不肃然动容!这种自然表露、细致抒发悲怆与思念的文章,我认为是足可以比肩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的。如果了解叶、启两先生都在1957年遭受“派曾右”“(《丛稿·诗词卷·自撰墓志铭》)的不公正待遇,从此步入坎坷,就更能感受到“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的深刻内涵了。——董琨《元白先生之风谊》
·学者启功·

  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对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给予高度肯定。讨论结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先生站起来讲话。他微躬身子,表情认真地说:

  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听完这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里伴随着欢笑,响起热烈的掌声。

  真令人拍案叫绝!一则故事,一段比兴,传达了谦虚,暗和了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这,就是我们熟悉和爱戴的启功先生。——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

  《汉语现象论丛》是一部智慧的书。对此有所觉知,有所挹取,可以苏活学人的心智,助长学术的正见。这也是《论丛》在今天特别具有的学术意义。

  今人治学,喜操方法。这当然是好事,但看看详情,却颇不令人乐观。常见方法的使用,实则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论,已被降为工具一层论。工具当然不是自家打造。学术开放,国外理论大量地传来,使工具的拆兑有了方便。这主义、那理论,套套地来,件件地使,见李逵说板斧,见鲁达说禅杖。学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现为客体认识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为理论的外来忧,却须为方法的套用惧。因为与此相伴的实际是我们的学术从业者主体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为目的的学术,会因此丧失自己的本质。这种学术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来甚久,是一个近代现象。如启功先生这本书里所论对的“葛郎玛”,就是“办洋务”形势下的一个学术舶来品。这也不限于语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学术界。试问自从国人觉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后,有哪样“维新”不是从仿造开始?干实业,照抄照搬可以立见其不通,但在学术,却可以因其表面的不关国计民生而维系其长期的昧。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以其对汉语特征的那种独到见解博得喝彩,尤当为之喝彩的是流动于其中的那种睿智,和作者的那种用自家头脑面对问题的治学气度。对于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方法,这些流动的智慧实在有发壅起蔽的开示意义。——李山《〈汉语现象论丛〉中的学术智慧》

  启功先生曾多次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

  这是事实。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学杂诸家,不主一说,随心所欲,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名人启功·

  在我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少数不太像名人的名人。

  自古及今,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点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比如魏晋时的嵇康吧,有一次,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到中央谋个一官半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写了一封公开信,把人家臭骂一顿,最后说要断交。至于时下的名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把脾气改得温和一些,“假唱”、“摔话筒”、“拒演”一类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傲气和做派在启先生身上很难找到。以做人论,他的谦和与幽默是有口皆碑的;以作文论,总感觉到他不避俚俗,甚至有点故意与“高雅”为敌。“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来。”(《鹧鸪天八首·乘公共汽车》之一)这多少有点打油诗的味道。在已出版的三本诗集中,这样的诗不少。虽然得到的意见“一般都是在照例夸奖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调之憾。”(《启功絮语·自序》)但这种作风好像并没有收敛。“但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像《赌赢歌》等,实与《数来宝》同调,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其俗更加数倍。”(《启功絮语·自序》)他向读者“招认”,“这些语言,可以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实应算是‘胡说’。”并且解嘲曰:“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这是谦虚,还是坦白,我不知道。但启先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摆上“神坛”远远地朝拜,而宁愿走下来和“追星族”们称兄道弟的心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一样“老实交代”。

  拿《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版)为例,这本著作连同附录不足7万字,书后也没有数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引用书目”,既看不出作者的“饱学”,也看不出操作上的“专业”。在当今很看重“数量”的学术氛围中,不知这样“部头”不够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评审委员会那里评职称?

  但薄薄一本小册子,讨论的范围却涉及了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诸多文体的声律问题,精彩的论点随处可见。单是书中提出的“平仄长竿”规律,就我所知,应该是至今为止对于诗文声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释之一。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

  书中所用的语言,纯系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话,没有利用“之乎者也”来烘托自己国学功底的高深。读他的书就如同与一个忘年交在面对面讨论问题,不必正襟危坐,不必洗耳恭听,你尽可以毫不客气地责难,也可以用最放松的姿势会心一笑——因为作者本来就不是以学术权威的架势来教导人的。

  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心态,这样的书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听朋友说,中华书局新近影印出版了启功先生手书的《诗文声律论稿》,我觉得非买不可,以后置于案头,学他的字,学他的文,也学他的人。——士心《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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