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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士人文化
清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颁布“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的谕令。于是，宣南以其商业繁荣、会馆和文化娱乐场所多等得天独厚环境，先后吸引了数百位颇具名望的游宦士子驻足于斯，故史有“宣南士乡”之称。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中的吴伟业、龚鼎孳是最早在宣南留下鸿雪印迹的诗坛巨匠。大诗人吴伟业寓居骡马市大街路北魏染胡同，其诗在清代有“文彩风流，映照一时”之誉。龚鼎孳居于宣武门外海波寺街，以其才名颇受清世祖顺治赏识。顺治帝曾称赞：“龚某下笔千言，如兔起鹘落，不假思索，真当今才子也。”著名史学家谈迁为搜集史料，于顺治十年(1653年)至京，寓居骡马市。其与吴伟业、曹溶、霍达过从甚密，常聚一起，或“剧论二十刻”，或“极论旧事”，或“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可见自清初始，宣南亦是学术交流的中心。在琉璃厂西南的章家桥有一所时称“研山堂”的宅第中，居住着一位史学家孙承泽，系明崇祯年间进士，后被清朝廷起用，官至都察院御史。因体弱多疾而告休，于是埋首著述。历20年的辛勤耕耘，完成了两部记述北京历史的名著《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顺治年间的礼部尚书王崇简，寓居米市胡同的“青箱堂”。其颇受顺治皇帝信赖，青箱堂中藏有清世祖赐给的御画山水小幅。著名诗人王士祯系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寓居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其诗作甚丰，自成流派，曾主持京城诗坛50余载，名满天下。清康熙帝征其诗300首，汇编成册，题名“御览集”。乔荣系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官至侍读，居上斜街。其常以“暇与布衣钏履之士诗篇酬和”。康熙皇帝曾称赞其“学问优长，文章古雅”。“江东三布衣”中的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布衣入翰林院授检讨职，后任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房。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至海波寺街的“古藤书屋”。常与身居宣南的毛奇龄、施闰章、阎若琚、姜宸英等名士交流学术，吟诗唱和。戏曲作家孔尚任，康熙年间曾任户部员外郎等职，居于宣武门外海波寺街。费13年之力，所撰写的《桃花扇》传世著名剧本，一经演出，震动朝野。康熙年间的著名诗人顾嗣立也居于宣南，留下了上斜街“小秀野”遗斋及其有关的逸闻、佳话。博文善诗的内阁学士查慎行初居上斜街，后寓于北半截胡同的“听雨楼”，成为常与友好吟诗唱和之所。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居于珠市口西大街的“古藤书屋”，与其一起参与编纂的学者360余人多居于宣南。此外，尚有史学家徐乾学、万斯同，法学家沈家本，史学家戴震，历史、地理学家魏源，人口理论家洪吉等，均居于宣南。
地处宣南府宅园林和众多会馆，既是士宦栖身之所，又是游宦士子汇集于此吟咏流觞和政事活动之地。座落在宣武门外南、北半截胡同及南横街等巷大半的“怡园”，原为明代权臣严嵩的别墅，清初成为弘文院学士王熙的府宅。其中建有席宠堂、射堂、摘星石等，著名景点为“江南华亭”。位于广安门北增寿寺夹道的“忏园”，是顺治年间户部郎中王燕的府第。“寄园”位于教子胡同，它的主人是康熙年间户部给事中赵吉士。“芥子园”地处韩家潭胡同，为康熙年间著名造园家、画家、戏曲理论家李渔居所。芥子园结构精巧，环境清雅。之后，屡易其主，户部郎中符幼鲁、吏部主事梁伯尹等都曾先后居住于此。当时，这些名园常常有许多士宦汇集吟咏流觞，切磋学问。清代，许多名流的活动同地处宣南的众多会馆有着密切关系。番禺会馆曾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歙县会馆系清代著名货币改革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王茂荫的寓所。戊戌变法领军人物康有为住在南海会馆内，并在这里创办了《中外纪闻》，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亦起草于此。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居于新会会馆。变法的另一位核心人物谭嗣同居于浏阳会馆，曾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宣南的一些古刹名寺，亦成为士子名人的寓所，同样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过往酬唱的诗篇，反映了宣南士乡的情景。位于广安门内大街路北的报国寺，寺内有二松，系金代所植。清初文坛巨匠王士祯曾一度居于此寺，留下了“山人出山已三载，复见金元双树在”的一首雄伟壮丽的“双树歌”。“岭南三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梁佩兰在任庶吉士时，寓于宣武门外永光寺，曾与朱彝尊共主“金台诗社”。时值梁佩兰返回南海，朱彝尊、姜西溟、陆射山等10位诗人，在位于下斜街西侧的长椿寺为其送行，留下了《朱竹坨(彝尊)送梁药亭(佩兰)长椿寺联句诗》。虽然这只是一次饯别宴饮，但代表了宣南士乡社会活动的典型场景。座落在宣武门外达智桥南松筠庵，或许因为它原是明朝爱国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至清代，依然恒寓名流。康熙十九年(1680年)，被称为“山左名家”的大诗人高珩，在京任吏部侍郎时，就寓居松筠庵，当时，王士桢、冯溥等名士，经常来这里吟咏酬唱，流连竞日。位于下斜街之东的增寿寺，也是天下文士云游京师的下榻处。自称田间老人的经学家钱澄之于康熙初至京，便住进了增寿寺，正如他在诗中写道：“一路风尘满鬓华，解鞍便宿老僧家”。钱澄之在这里曾与同行研经数载。
清代，宣南一方之地寓居着数以百计士宦和名流，史所罕见。他们留下的足迹和著述，对于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研究和开发宣南文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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