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三届“成都双年展”

来源 ：《大艺术》 解密三届“成都双年展” 　　“成都双年展”以其特有的资本运作模式在业内引起众多关注，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作为民间资本操作双年展的个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具有争议性的，“成都双年展”都有其讨论的意义。 　　谈到“成都双年展”，初次见面的黄效融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作为第一、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策展人之一，从创办之初就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是，听他娓娓道来，却没有一点想象中的愤激或不平，而是客观公正地给予“成都双年展”以一个亲历者的解密。以下单春玲简称单，黄效融简称黄。 　　单：黄效融老师，您是“成都双年展”的初创人员之一，能谈谈“成都双年展”的背景吗？ 　　黄：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在布局上就只有上海双年展，整个西边没有，北边好象也没有，当时上海双年展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成都做双年展，第一个条件是要有资金，没有钱你做不成双年展；第二个就是要有做双年展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主要体现在这个地区艺术活不活跃、繁不繁荣，或者本土艺术力量在全国有没有什么影响，做双年展的理由是不是充足的。 　　当时，邓鸿本身愿意出钱来做双年展，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成都这个地区，作为西南艺术重镇，尤其在全国是比较有影响的；第三个条件是观众、市场。我们说的市场不是说艺术博览会意义上的市场、买卖的市场，是我们的观众。我们有多少观众不清楚，但是四川有欣赏的习惯。对于高端的艺术或者是对外来的、当代艺术这一块，我们不是太清楚，一定要做起来看一看才知道。从原¬则意义上讲，没有考虑做双年展是不是要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做，至少第一届没有这么想。有艺术力量，这个是基础。同时，场馆是自己的，不需要掏钱去租，从成本上来讲比较节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做起来了，这是第一届“成都双年展”的背景。 　　单：私人资本投资当代艺术做双年展，首先提供了一种体制外的另一种可能，由资本与学术引发的矛盾每一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 　　黄：在中国，民间资本做当代艺术，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民间力量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体制里面，主流和非主流、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元分割的方式下，民间资本做艺术会遭到很多非议，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了。但是作为投资方或赞助方的邓鸿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他有一些本位想法，比如说和自己的商业项目有一点结合，造人气，造一点广告的社会效益，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下，“成都双年展”第一届做起来了以后，反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非体制内的展览，虽然还不能说是一种抗衡，但至少是可以和体制内的双年展匹配和互补的一个展览，这是“成都双年展”的第一个意义。民间来做，民间出资，民间出场馆，按照相对比较严谨的策展人的制度，而不是官方指派的策展人，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共同来做这个展览。它和官方做的方式在观念上、理念上有创新的地方，或者是具有开山的意义。 　　单：事隔四年之后，“第二届成都双年展”迟迟拉开了帷幕，原来第一届引起的一些非议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第二届问题又出现了，主要质疑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是第一届到第二届的时间，没有按照双年展的时间体制，两年做一次，而是直到2005年才做；第二个问题就是展览标题“世纪•天堂”，你也有一个“九寨天堂”，你也有一个“世纪城”，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关于学生这一部分。原来就有学生，新人展，这是“成都双年展”的原¬创。但是你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一了点？双年展不仅仅是新生力量嘛，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艺术最新的发展、未来的倾向。如果做学生，就说学生展好了，为什么说是双年展？起码比例大了一点。 　　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展览还是没有一个专列场馆。第二个问题真正的矛盾不是这个展览的题目，展题是不是恰当，够不够学术，真正的问题是你资本的力量对艺术的侵犯，是不是侵犯得过多过深？作为馆方的策展人，策展小组一名成员，当时，我们内部是有争论的，在讨论这个展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看法，后来是妥协了，比较勉强。我也提了一些个人的设想，因为出资方希望用“世纪•天堂”，后来我们推敲这个题目的含义， “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世纪之交刚过几年嘛；天堂呢，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它预示了或者暗含了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天堂。对策展小组来说，实际上做了一个命题作文，这个题目叫“世纪•天堂”。这也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最早也不是这个题目。 　　除了展览标题，“成都双年展”还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就向投资方举双手，投降。但是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比较纯粹，投资方不干扰内部事宜。艺术家的选择，大体的规模，只要在他预算范围内，都能比较自由地给你一个权益。当然从题目本身来讲的话，肯定是不理想的。因为你没有从你的商业项目中剥离出来。 　　还有时间问题。因为当时老场馆确实不能做，原¬来的设计有缺陷，第二层没有封闭，所以到了展览的时间——夏天，我们第二届时间定在夏天，七月份的成都下暴雨，肯定这个场馆是不能用的，很容易损坏艺术品。还有场馆本身内部的条件，展览的效果、灯光的设置，当然更不要说通风了，所以我们觉得第一届做得比较匆忙还可以理解，第二届这样做的话肯定很有问题，所以只有放在新的场馆。新的场馆也不是艺术馆，但是条件比老场馆好。当时我们也争论了，是放在老馆还是新馆？我们的展览题目叫“世纪•天堂”，展览地点就在世纪城，从场馆来说新场馆比旧场馆好，这是个事实。因为展览的一个主要问题——主题问题被众人质疑，那么就会会引发第二个第三个质疑，所以有些质疑我觉得是对的。 　　涉及到场馆的变化也涉及到时间的问题，因为新的场馆只有在那一年才修起。但是我个人看法，这不是充分的理由。不是说我要修场馆展览就可以延期，“威尼斯双年展”延期是因为世界大战，特殊原因，你成都发生大洪水，大地震，那是不能展览的，没有这些。还是有出资方就展览本身和项目结合的初始动机，这是不能摆脱的，我觉得你出资方和商业动机和展览本身做了结合，你做得隐蔽一点，或者有一个相互退让的空间，把两种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程序和行动、行为应该剥离的地方都剥离，能结合的地方都结合也是可以的，无可非议，因为我们现在做展览还不是那么纯粹，上海做双年展政府要投入600万，北京做双年展也投入1000多万。“成都双年展”是一个老板掏钱，或者一个董事会掏钱，那么他们给一点儿自己的动机和想法，要有一个标准和原¬则。不能说明这顿饭是我做的，所以你喜不喜欢吃都得吃，没有道理，这一点我觉得有很多非议，这种非议对双年展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当然，确实我们第二届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尤其是时间，我觉得标题还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还有其他展览比这个标题还要差，这个标题还说得过去。 　　就这次展览内容来看的话，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一个很窄的，在一个空间的序列找一个交叉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展览。在时间上我们确实不能去推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届和第一届的这种变化，基本还在一个平面上运行，不能说退步，也不能说往前走。四年了，第一届我们有一些经验了，第二届是不是应该做得好点？当然时间确实比较匆忙，就三个月筹备，“时间”是我们做双年展第一届第二届最困扰的问题。时间很短有些问题没有想好，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没有协调好，就匆匆忙忙做了，当然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双年展”虽然效率很高，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时间不充足，准备也就不够，所以这个双年展就像打仗一样。回忆起来，好象纯粹是一个体力劳动了。但是不能说第二届比第一届差，因为策展人不一样了，想法观念不一样了，展览呈现出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理解。 　　单：“双年展”是一个舶来品，有它自己的国际惯例，那么私人资本出资要不要遵守双年展的国际惯例！ 　　黄：当时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出资方从一个做生意的人转做艺术，而且做的不是艺术，做展览的艺术，是公益的，从某种意义上公益性很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有钱什么事都能够摆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有钱就可以说话的，但是这个事他确实是金钱有它的发言权，那么他的发言权就应该有一个范围，他的权利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反过来策展人是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或者是什么条件都不接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实际上在做“成都双年展”以后，我们总结出来最大的经¬验，是它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原¬形，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做“双年展”如果不是体制内的，不是纳税人的钱，是一个老板掏钱的话，应该遵守哪些游戏规则。你说要和国际接轨的话，我们现在很多条件是不具备的。比如说没有基金会，有基金会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国家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很规范的一个基金会，按照一个成熟的条件来做还不行，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条件，政策条件、社会条件都达不到。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双年展”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我们不能说反面的，因为“双年展”做得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单：您没有参与“第三届成都双年展”，但是它的几大变化能不能谈一谈呢？ 　　黄：我从一个批评者的角度，比较客观地说，第三届最大的问题，是它改变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确定的一个调子。 　　三届“成都双年展”都有一个标题的问题，前两届的标题还有一个弹性，那么第三届就是一个判断式的，用一个肯定式的判断语气判断一个“否定”，对第一届第二届就否定了，原¬来的不算了。我前天炒的菜不算了，我重新炒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展览是很浪费的，尤其是出资方。地点没变，出资方也没有变，场馆也没有变，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策展人。但是我们第二届的策展人也没有说反对第一届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引起非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无论是中国或者国外的“双年展”都会有一个延续性。可能每一届主题不一样，都是按照一个主流线在发展，做当代就做当代，但是展览的结构，或者基调不应该变。既然第一届、第二届双年展关注的是当代艺术，当然我不能说第三届做的不是当代艺术，那是当代水墨。展览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转到水墨艺术。水墨艺术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当代艺术不仅仅只有水墨。“成都双年展”第一届和第二届定下的基调那就是当代艺术，主要以架上艺术为主，水墨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把别的收缩起来，收缩过后只有水墨，90%以上是水墨。这种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作为出资方和策展人要谨慎，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从技术角度来讲，起码得有一个数，来解析为什么发生转变？我们驾驶的目的地，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道路，其实都是往西边走的，到西边取经¬。现在转了，到东边取经¬。但是一开始你选择的是西边，这个重大的变化应该有一个陈述。就我了解的范围，好像在世界的“双年展”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是今天的一个很大胆的事件，或者有些人说“狂妄”，狂妄到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儿戏了，就是一个玩笑了。 　　第三个，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做一个两个三个双年展都很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展览能覆盖中国的当代艺术，但是每一个展览能覆盖一部分。我们已经¬覆盖了的可以保留，已经¬被开垦的领域我们可以不开垦，可以开垦另外一个没有被开垦的，至少从布局上来讲，从社会发展需要来说，合理的结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才会有利。 　　把方向性改变了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需要解释、陈述。如果改得更好，那就对了，但是改了结果是变得重叠，起码重叠了相当一部分，别人做了几年做得不错了，我们再做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三届主要的问题就是和前两届这种上下文的陈述、承接关系中断了，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方向性的变化，为什么不往我们原¬来确定方向上走，浪费资源，从全国性而论我们浪费了资源。 　　单：话语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黄：第一届投资方没有干预。基本上是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策展人非常敬业地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做的效果还可以。第二届有所干预，但是干预不太深，当然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它最大的硬伤。标题我觉得还可以，勉强，应该还可以有更好的标题。到了第三届，时间问题解决了，把过去出现的裂痕弥补了，但是出现了新的裂痕，新的裂痕与这个裂痕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时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的，但是方向性的变化，把前两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的否定，这个确实没有说服力。 　　每一届策展人他可能会通过一些对抗体现新意，当然我说的是学术上的对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方向性上的变化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国外的展览，比如说“惠特尼双年展”，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几乎不关注当代艺术，做着做着就做当代了，但是它是往前走，不是往后走，从一个点到一个面。我们是从一个面做到一个点，能不能做？可以做。那意味着参加前两届“成都双年展”的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他们觉得“双年展”白参加了，因为你们自己不要了，改变方向了。在他们简历里面很可能就不出现我们的“双年展”了。这就引起很多的猜忌，作为出资方来说的话，钱花得比较冤。 　　还有一个尊重的问题。我们一届一届的“双年展”要相互尊重，第二届“双年展”对第一届“双年展”就比较尊重。这一届的策展人和上一届策展人要有一个对话，通过展览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有一个碰撞，学术交流。你就说是第二届，把第一届的策展人邀请过来，相互之间是很和谐的一种关系。他们可以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同意才怪了，就是要有不同意的地方，他们才能对话。但是你不能否定它，我说的否定是全盘否定，就是说以前的都不算。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那就开了一个恶例，不是一个善例。 　　那么第三届，我们不清楚重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第一个方向性的变化是投资方的愿望还是策展人的愿望？我不清楚，我估计是出资方的想法。那么策展人在这个上面是不是赞同？他同不同意都应该有一个陈述。为什么这样做，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无可非议。第二个问题，方向性的变化，对前两届否定的“重新启动”，这个是出资方的想法还是策展人的想法？现在的展览，出资方是退到最后去了，单纯地给钱，是影视制片人，导演是策展人，演员是艺术家，观众当然是老百姓，这个结构跟电影是差不多了。但是，出资方是不会去当导演的，你又是导演又是演员那是不合适的，对不对？这个我一直是坚持的，我跟很多艺术家说，我去找钱可以，但是你要参展你就不能做策展人，我是坚决反对的。你是演员就是演员，可能电影里面我又当导演又当演员，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引进这种规则。而且这一届好像有策展人的作品进双年展，这个不符合规矩。所以说，这届“双年展”确实比第二届“双年展”出的问题更多，从侧面来说，我们犯的错别人可以不犯。但是，很多东西很难纠正。 　　很多人关心的资本侵犯问题，在第三届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或许相互之间都发生了默契。只有三种情况，要么是资本的抑制主导了展览，要么是策展人意志主导了展览，要不就是他们大家都喜欢这样做。我还是强调，就展览本身抛开其他不说，和第一届第二届的关系，艺术家和学生艺术家之间的比例发生新转变，因为有了两届“双年展”做参照，我们才提出这些问题，否则的话，这一届就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第一届，怎么做都可以，因为有了前两届的比较才出现了这个问题。第三届要成立，在某种意义上逼着他们否认前两届，不然这一届单一的主题就无法成立，逻辑上出现了混乱。 　　第三届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的比例非常非常大。其实它有一个正在蜕变的过程，悄悄地在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冷静地观察，策展人需要观察。我们把展览艺术家的成分怎么放大有一个极限，这是一个数学题，某种意义上，到了一个极限了，就应该要解决。成都艺术家，非学生艺术家就成了一个配角，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就不来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理论上有一个梳理，是可以合理化的。也就是说，艺术家没有这个前提，他做得好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博士生博士后做得很好，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家了。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整个这个展览不应该以身份或其他兴趣，而应该按艺术来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艺术，而不是说有很多标准，身份的标准，民族的标准，地域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如果控制不恰当，没有警觉的话，展览就变味了。 　　我们开始想画绿色，加一点儿红，没有注意，就加得越多，最后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届展览，实际上延续了第二届已有的一些苗头，就是学生这一部分比例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当时还在一个极限的控制范围之内，还可以控制，主要是主题、场馆的布局、比例、邀请的人，还不是以学院为主的，不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那么这一届是以学生为主，外界也有看法。很多艺术家从他们个人角度而言，参加你们第一届第二届，结果到了第三届成了陪衬，人家以后问你知不知道“成都双年展”？他们会答知道，是“学生双年展”。我还成了学生了？悄悄把身份给转换了，它引起了很多歧义。相互渗透，我们控制不好，就会改变这个思维的性状。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冷静，但是很多策展人会控制，可以妥协。所以，我不知道这一届的内幕，提出一个疑问，对第三届“双年展”的疑问，是控制太严还是放任太大？ 　　单：不止这些。第二届出现的新人特展比例偏大的问题，在第三届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参观人数也出现萎缩。 　　黄：是的。这届“双年展”的疑问、悬念比第二届还多。我们不是说展览不好，就水墨这一块，纸上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精彩的。观众这方面，为什么比第二届还少？我觉得有其他一些原¬因。展览方向性的变化，意味着让一部分观众，对第一届第二届有关注的、有预期心理的观众，他本来想看看油画，看看影象，看看电脑艺术等等当代很前沿的东西，现在不做了，他当然就不来了。第二个就是很多老百姓，普通的观众，对第一届第二届为什么那么关注？第一个是在成都，第二通过第一届的某种意义上的启蒙，启蒙不是贬义的，通过第一届第二届认识，觉得这个好玩好看，艺术可以这样做。第三届有一个大的转身，又要重新培养兴趣，他就不来了，这是一个问题。 　　单：由三届“成都双年展”，人们又提出了资本的力量问题。 　　黄：所以我觉得，第三届我们走了回头路，起码走了一个岔道，从第一届到第三届走了一个岔道，这个岔道是没有走通的，他和起点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成都双年展”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奇怪的，你不能引用这种经¬验，你不能说“成都双年展”可以这样做，那我以后的“双年展”也可以这样做，那就坏了，不可思议，人们怎么想改变就怎么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批评家又提出了更严重的问题——资本力量。当然我们需要证实很多猜想，这种展览是投资方的想法，策展人投降举双手，那么这是资本的力量对艺术本身的侵犯，能够侵犯到什么程度？这次的猜想我就不好说了，在这个问题上，以我对邓鸿的了解，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也能对话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可以说服的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的异议事出有因。所有展览可能都有异议，策展人也有异议，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作为策展人，回到最前面相互学习的态度。这个相互学习有一个标准。什么都要从原始点，从无到有的话，就太笨了，国外的、发达国家的很多“双年展”，他们的很多经¬验符合我们的国情，那就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比较中庸的办法，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共同学习。除了相互之间的学习，出资方如果不太了解，我们有义务告诉出资方，更好的展览是怎么做的，如果这样子做展览可能会差，那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更好，要告诉出资方。出资方也可以告诉策展人他的想法，他的资金要怎么运用，策展人也应该在相应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除了相互学习还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如果完全不学习，盲从，不管是资方还是策展人的盲从，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成都双年展”有些经¬验是不能被学习的，但是有些很好的经¬验，可能是中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民间怎么来做双年展？一个出资人怎么来做文化事业？ 　　开始做有些混乱，我们不能说所有新生事物都有很多混乱。有的混乱一开始就可以避免，这种混乱可能会带来游戏规则的混乱，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到第四届就能纠正第三届？如果能纠正第三届就可能回到比较好的状态。就是说在一个岔道上面拐个小弯又回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拐出去不回来，越拐越远就另当别论。就像这个国家建国五十多年里拐了不少弯，但也拐了回来，不能拐出去就拐不回来了。有人信伊斯兰教，可以，但是你信了伊斯兰教你就不能信其他教了，有的社会就是这样。 单：那么我们回到“成都双年展”举办的最初目的，就是邓鸿的目的。以你对他的了解谈一谈。 黄：他开始的目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兴趣。因为他也曾经¬是画¬画¬的，他觉得一般的老板，有钱就买艺术品，买了很多艺术品。他没有这样想，他做公众的事，和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了。买艺术品是自己的，还要赚钱，他没有。这一点我觉得他比一般的老板境界要高，所以他的作用或者在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史上，我觉得还是不能抹掉的。即使以后“成都双年展”不做了，这个历史还是不能磨灭的。只不过，出资人、策展人和艺术家这些关系，“成都双年展”一直在摸索，我觉得有些摸索可以“试错”。政府说“试错”，有些错是可以试的，有些错是不能试的，你不会游泳，那个水三米深，你去试吧，那不能试，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看清楚，看不清楚可以试。但是有些是明显不能那么做的，我们却一脚踏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