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远古的寻梦——宋元时期福建桑蚕文明记忆

来源 ： 《东方收藏》 　　福建是一个有着悠久纺织历史的地区。已发现的考古遗存证明，福建的纺织业萌生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在宋元时期已达到中国乃至世界纺织业工艺的先进水平。南宋以后，福建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原料基地以及外贸基地，与苏杭、巴蜀相媲美。福建纺织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丝绸纺织福地——福建，“绮罗不减蜀吴春” 　　规模： 　　■宋元时期福建与蜀地、江浙齐名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中心之一。得天独厚，气候温润，地沃人勤，年产蚕茧八次，丝绸产量居全国第二位 　　福建的养蚕产量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一定规模，至宋代泉州丝织业规模不断扩大，已和四川、江浙齐名，成为与杭州并驾齐驱的两大丝绸中心之一。 　　宋代福建民间养蚕织布非常普遍。《八闽通志》引《长乐志》云“土瘠民稠，男勤耕读，女尚蚕织，滨海者事渔钓，附山者为工商”;引《闽清志》云“男耕女织，民不侈靡”;宋文学家戴复古描述福州古田县为“语出桑阴鸠妇喜，身穿麦秀雉雏娇”;著名诗人陆游形容建宁武夷山有“压车麦穗黄云重，食叶蚕声白雨来”之壮观。这些都反映出闽北一带蚕桑业的兴盛。闽南一带民间有崇祭“马头娘”、“蚕王庙”、“牧马侯”等蚕桑神祇，以祈求蚕神保佑丝蚕丰收的习俗，可见当时的丝织业已成为泉州地区的主体产业。 　　质量： 　　■宋元时代，福建已成为皇家丝绸纺织基地，享誉海外 　　■中世纪欧洲人以“刺桐”作为“缎子”的代名词 　　■元代旅行家马可·波罗：“泉州的‘刺桐缎’畅销于南洋和欧洲” 　　■南宋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著《光明之城》中记叙：“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富丽堂皇的、缀满小珍珠的缎子” 　　宋代时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不仅规模大，产量多，且以质地优良取胜。宋代闽人丝织技术之佳，堪称国内第一。曾任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重臣的泉州府南安葫芦山(今属同安)人苏颂有“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 的诗句，称赞泉州生产的丝绸质量，堪与生产丝绸历史更悠久的四川、江浙相媲美。 　　宋元时代福建的丝织品因其优良的品质，得到皇室的青睐。泉缎美轮美奂，轻绢的质地轻薄漂浮，质感细腻滑润，是当时官僚皇室贵族竞相追逐的时尚衣着。史载宋徽宗赵佶为宫殿龙柱“包锦”，召集驰誉全国的四川织锦工匠制作，由于工程难度大，蜀锦工匠未能成功，朝廷继而改调福建织工临场制作，结果福建织工所织锦缎美艳绝伦，以致龙心大悦。在宋代这个崇尚艺术的时代，统治阶级对于手工艺品的审美要求极高，能够得到其认可，福建织工的艺术水平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了。 　　福建所产丝绸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以其优良的品质享誉海外。据外国汉学家研究表明，英、法、德语中的缎子(Satin)一词源自“Zaitun(刺桐)”音，因为国外有以产地命名物产的做法，古时福建泉州有“刺桐城”的雅号，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极有可能因为泉州——“刺桐城”以生产优质丝绸闻名于世，故而沿袭以物产命名产地的习惯称泉州为缎子(Satin)，“缎子”即“刺桐” (Satin)，而Satin与Zaitun的发音易混淆，于是泉州的“刺桐”就成了中国“缎子”的代名词。 　　南宋著名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光明之城》中介绍道：“它(指刺桐缎)的名字源自刺桐，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富丽堂皇的、缀满小珍珠的缎子。”著名的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高度评价：“刺桐港者，繁荣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刺桐缎’畅销于南洋和欧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一踏上泉州土地，便赞叹道：“这是一个大城市，的确好极了，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色缎子就以Zaituniah城命名，比杭州(Khanasa)和北京(Khanbaliq)的织物还要好。”伊本·白图泰还记录了关于“刺桐缎”的一件史实：“中国国王送给摩哈默德·苏丹(Sultan Mohammed)花缎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今泉州)织造，百匹系在汉沙(杭州)织造。”这些外国人留下的关于泉州丝绸的记录，足见当时泉州丝绸的魅力。 　　品种： 　　■ 宋元时代福建地区生产的丝绸种类有：绢、绫、罗、纱、缎、绸、锦、绉、丝帛、绒、土潞绸等名品 　　■泉州产——“刺桐缎” 　　■建阳产——“红绿锦” 　　■漳州产——“土潞绸” 　　福建所产丝织品种类多样，有绢、绫、罗、纱、缎、绸、锦、绉、丝帛、绒、土潞绸等名品，其中以“刺桐”为名的“泉缎”最负盛名。 　　宋代的缎织品主要产自东南沿海地区，泉州所产的“刺桐缎”，亦随海上丝绸之路知名于海内外。“刺桐缎”亦称“泉缎”，盛产于泉州腹地，以质地精良、花色丰富、轻精耐久见称。从宋代开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出口产品，甚至成为国际交往互赠的珍贵礼品。 　　建阳的“红绿锦”是和“刺桐缎”齐名的又一名品。建阳(今闽北)织锦工场规模巨大，织锦工人沿溪濯锦，其溪故名“锦溪”，南北二桥也因而得名“濯锦桥”。 宋元时期，建阳锦行销勃泥、真腊等国。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有关于建宁丝织业的记载。 　　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南安(今泉州南安)翁山 (又称瑛内，现南安英都)的蚕种就已闻名，用该蚕的生丝纺织成的绢，因而称为“翁绢”;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调查，这种绢是当时泉州外销的大宗商品之一。 　　遗存： 　　■ 1975年10月在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的南宋黄昇墓354件皇家丝绸纺织品 　　■ 1986年8月在福州市郊茶园村发掘的“端平二年”南宋墓，出土数百件珍贵无比的四经(纱)丝绸纺织品，系闽产 　　■ 南宋朝廷在福建设立最高国家纺织品管理机构“宗正纺织司”。 在这些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两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墨书“南宗正纺织司”和篆体“赵记”朱印。史载：泉州当时不仅是南宋的宗室皇族聚集地及经济贸易中心，更是官办的纺织中心。 　　南宋时期，福建的纺织能力已经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福建考古发现的古代实物中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福建境内先后发掘了两处非常有价值的宋代墓葬，即1975年10月在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的南宋黄昇墓与1986年8月在福州市郊茶园村发掘的“端平二年”南宋墓。这两处墓穴的主人均为当时的达官显贵，前者是南宋宗妇，后者是贵族。从墓葬中挖掘的纺织品品种丰富，堪称精品，对于研究宋代服饰、纺织的发展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四经绞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这种罗织物的织造技术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绸技术的历史之谜。令人惊喜的是，正是在这两座宋墓中挖掘出土的四经绞罗，成为揭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丝织品所反映的制造技术水平，一方面它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创制了新产品，如二经绞花罗、三经绞花罗以及绉纱的制造技术，代表了宋代新工艺的成就;另一方面这批纺织品的种类和工艺基本上与江浙等地的产品类同，但其中有些品种与迄今为止在国内其他地方出土的宋代丝织品有明显不同。 　　南宋宗妇墓葬——黄昇墓经发掘，该墓葬未曾遭到破坏，随葬物品得以完整保留，其中有一批品种多样、花纹绚丽、质地轻柔的丝织品。黄昇墓出土的354件丝织物品中，罗占大半，达198件，其次是绢和绫，而纱、绉、缎占少数。其中这百余件罗又有二经(纱)相绞素罗、三经(纱)相绞花罗、四经(纱)相绞素罗等不同织法。在这些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两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墨书“南宗正纺织司”和篆体“赵记”朱印。史载：泉州当时不仅是南宋的宗室皇族聚集地及经济贸易中心，更是官办的纺织中心。可以说，黄昇墓354件堪称国宝纺织珍品的存世与纺织专家们为其“正名”，它是印证宋元时代福建、泉州高超丝绸技术的不可多得的文物瑰宝。 　　无独有偶，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出一个有明确纪年标记“南宋端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对保存完好的男女古尸和大批国宝级文物，包括数百件珍贵无比的丝织品，色泽鲜艳，款式多样，工艺精美，与南宋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可相媲美。此次发掘，无疑成为分析宋代福建丝织业发展状况的又一有力证据。 　　二、丝绸贸易 　　■ 自唐五代直至宋元时期，泉州作为重要贸易港口，海外贸易急剧发展，刺激了当地丝绸纺织业的发展。加之北方的长年战事，陆上丝路经常被阻，在这一时期中外商人越来越多地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海上丝绸纺织品贸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泉州已成为全国四大贸易港之一 　　宋代福建泉州的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据当时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宋代与外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下五六十处。其中与福建省关系密切的有大食(统指阿拉伯地区)、阁婆(印尼爪畦岛中部)、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部)和高丽、日本等，而大食与中国的交通，可由海道至泉州。当时沿海道来宋的使节，贡赋不绝，其中还杂有蕃客、舶主。 　　到元祐二年(1087)，宋王朝决定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对外以市舶贸易为主。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从过去只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以达“敦睦邦交”，发展到作为财政经济的重要手段。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南宋小朝廷在浙江建临安府后，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在经过几次迁徙之后，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终于在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将宗室子弟迁至福建泉州。这批皇族从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及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一度处于下降趋势的泉州港，又重振雄风。 　　除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的海外丝绸贸易也蓬勃发展。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根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丝绸从泉州输往海外数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丝绸品种之多充分说明：这条航线通到哪里，哪里就有丝绸贸易的交换，中国丝绸就传播到哪里。 　　三、宋元时期福建成为重要的纺织品生产与出口基地 　　■ “千家罗绮，笙歌太平” ，“ 桑柘千村曙色新”， 当年泉州地界满城桑园、遍城罗绮 　　■ 政府开明有力的农桑政策，催生了发达的丝绸纺织产业的发展 　　■ 福建地处海疆，偏安东隅，远离战乱，港口优良，经商积俗，使得丝绸生产与贸易得其所哉 　　福建的自然环境特别适于栽桑养蚕，唐代末年，泉州已达到“枳篱茅厂共桑麻”的境地。五代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尚书塘”、“天水淮”、“留公陂”等水利设施，为大规模发展蚕桑提供了极好的保证，泉州出现了“千家罗绮，笙歌太平”的景象。加之政府倡导，社会稳定，至元代仍然“桑柘千村曙色新”，种桑养蚕盛况延绵数百年之久。相传泉州开元寺所在之地，原是当时的大财主黄守恭七里桑园的一部分，后因黄受佛法感化而将桑园捐地建寺。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的寺庙，占地面积达78000平方米，其规模殊为宏大，可以想见当时黄氏家族的桑田之巨。现在开元寺中的唐代古桑，据说就是黄氏家族七里桑田中仅剩的一株。在那古桑巍峨葱郁、浓荫蔽日的树冠之中，著名的开元寺也因之而命名为“桑莲法界”。当年泉州地界满城桑园、遍城罗绮的旺盛景象也呼之欲出了。 　　宋代是福建官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蚕桑丝织受到朝廷的重视和鼓励。“宋时令长吏，劝民广织农桑，有伐以为薪者，罪之” ;绍兴二十一年(1151)，黄朴知安溪县，“崇学校，课桑农，五金教养之法”。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廷主管纺织的机构南外宗正司从江苏镇江迁至泉州肃清门外忠厚场，把吴地先进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有力地促进了泉州丝绸织造技术的提高。南宋嘉定十年(1217)、绍定五年(1232)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在其《劝农文》中强调“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并对破坏者绳之以法，促进了古泉州各县纺织业的发展。自此，男耕女织成为泉州广大农村的习俗。 　　宋末元初，元世祖颁布了《农商编要》，明确规定“植桑种棉”为国策。泉州官商蒲寿庚力行此国策，此后历经近百年的经营活动，大大促进了泉州桑蚕业的发展。 　　福建位于东南海疆，长期以来被视为遥远的边疆地带，然而这一地理特点却给福建带来了发达的海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以前以陆上交通为主，但自宋代起，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割据政权等的影响，海外贸易的重点转到海路。福建泉州处于中国与海外“岛夷”之间，沿海地区分布许多天然良港，其地理条件注定了外贸发展比农业更为优越;福建的民间商人也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航海知识及与海外进行商品贸易的经验;在福建经商不像在政治中心那样受到歧视，加之远离战场，是宋朝少有的长期和平区。以上种种，使得该地区拥有良好的商贸环境。 　　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 　　北宋统一后，为了应对北路的战事以及冗兵冗员的度支局面，宋王朝采用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泉州经济得以更加繁荣。元祐二年(1087)，宋王朝决定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此时以刺桐为名的“刺桐缎”已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产品，享誉海外。丝绸品的大量外销，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充国库。宋朝廷的税收，将贸易税分为七种，其中第四种为“丝帛税”。宋代的福建成为朝廷主要的经济后盾，为长达三百年的战争提供了财力支持。当时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搬到泉州，也正是因为其丰厚的贸易税收。以泉州为生产区的福建宋代的丝绸产量相当可观，《宋会要辑稿》记载仅福建路税收中绢就有28545匹，江西的丝布任务缺额还需到福建来购买。 　　为了满足宋朝皇亲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要求，尤其对纺织品的生活需要，南宋朝廷在福建设有国姓赵氏的宗正司，其中西外宗正司设于福州，南外宗正司设于泉州。这些开驻福建的皇亲贵族人数过千，对丝绸的消费极大，所以设立专门的“宗政纺染丝绢局”，为皇宫贵族生产日用衣料。 　　另一方面，由于赵氏皇族庞大的开销大部分由泉州地方财政来负担。为了解决其高昂的生活开支又不致扰民，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以徽猷阁学士再知泉州，他针对泉州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措施，积极发展丝绸海外贸易，通过海外贸易的收入来满足皇家的开支。 　　宋时期民间一直延续着从五代就开始的讲究排场、注重衣着的社会风气，精美的丝织品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市场。再加上当时的泉州地处东南一隅，物华天宝，远离战事，一派歌舞升平的安乐景象，也促进了丝绸纺织业的发展。 　　四、结语 　　福建丝绸纺织业在宋元时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纺织品的对外贸易。这种向外传播的活动，从最初只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后逐渐突破了经济的范畴，发展成为与政治、外交、文化、艺术乃至人民生活都发生密切关系的活动。正如有学者曾说，如果说中国丝绸和其他发明创造的向外传播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那么所有这些贡献，除陆路外，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来完成的。福建丝绸纺织业及海上贸易在宋元时期的发展，无疑为这一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