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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淦源 来源 ：《收藏界》
在古代瓷器中，爵的形制与功用奇特
而神秘，装饰与内涵丰富而深邃，因而引起古陶瓷界、收藏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本文试从爵的形制工艺和装饰文化方面作一简要解析。
一 、 瓷爵的源流与功用
首先认识“爵”字。许慎《说文解字》云：“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现在我们有幸看到许多古文字资料，真正认识了“爵”字。古文字学家孙海波《古文声系》“爵”条（图1）释甲骨文“爵”字云：“酒器也。前有流，后有尾，旁有，两柱，三足，象形。中有‘目’形者，其花纹也。”释西周《史兽鼎》铭文上的“爵”字：“或从止”。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爵”字从象形体逐渐向文字符号演变。解读了“爵”字，我们就掀起了爵的第一层神秘面纱。
爵有悠远的历史。目前已发现我国最早的爵是夏商时代泥质灰陶、白陶的制品，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爵有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爵”和“素爵”。商代到西周中期，爵作为礼器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供置于宗庙里，每逢祭祀，王公大臣用爵盛满鬯酒，侑祭祖先鬼神，然后把爵中之酒注入其他酒具中，给参加仪式的人分享。因而青铜器爵大为盛行，如“臣辰爵”、“父乙爵”、“康侯爵”等都是传世名器。西周昭王时的“盂爵”（图2）还有21字的铭文（图3），铭文中“王令盂宁邓伯，傧贝，用作父宝尊彝”，言王命盂省视邓伯，邓伯赠之以贝，盂作祭祀先父的宝贵礼器。郭沫若氏云“此盂与‘盂鼎’之盂自为一人”。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赫赫名器，从鼎上长达291字的铭文可知盂的显赫地位。铭文内容为：周王告盂，文王受天佑之大命，武王承嗣文王原有疆域，进而灭商。商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而兴盛。要盂辅佐朝政，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又赏赐盂祭物、衣服、车马和奴隶（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观赏此爵，3000年前的一段史实浮现于眼前。
西周晚期以后，就很少出现青铜器爵。宋代开始，瓷器逐渐替代青铜器用作礼器，瓷爵也就应运而生。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等窑场各自在不同时期曾生产瓷爵，或名为“匏爵”。这些瓷爵很多还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宋《郊庙奉祀礼文》：“庆历七年（1047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表明北宋庆历七年新制祭天的祭器有陶瓷的匏爵、瓦登、瓦礼器。宋佚名《中兴礼书》“明堂祭器”云：“（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烧造。”对匏爵的质地、式样都有明确的规定。越窑匏爵“吴越王钱氏取供后，当时民间禁不敢用，故今存者极少”（清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元代“国俗尚白”，许多祭器选用白釉，景德镇烧制的“太禧”款卵白釉瓷盘，就是掌管祭祀的太禧宗院专用器，故有卵白釉爵。元朝皇家圜丘设祭坛，圜丘主体建筑为宝蓝色调，元代景德镇陶工运用青花钴料配制釉汁创烧出蓝釉，施于用作祭器的器物上，故名为祭蓝釉，其中就有祭蓝釉爵。近年景德镇还出土有元青花栀子花纹爵。明代爵与簋笾豆一起作为太庙祭器。洪武元年，太庙祭器中有瓷爵16件（《明史》卷47），有传世品白釉爵。永乐时期，曾烧制许多白釉爵和青花爵，并创制出爵与盘组合成一体的“爵盘”。嘉靖时期烧造爵十分兴盛，嘉靖十七年（1538年）“饶州府解到烧完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1510件”之多（《大明会典》卷201）。清乾隆时，烧制瓷爵的工艺达到新的高度。据《乾隆内务府纪事》载，八年（1743年）御窑厂奉旨烧造“洋彩黄地锦上添花爵盘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二件，青花白地二件”。十八年（1753年）“正月二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将九江关监督唐英送到天神坛祭器一案、地祗坛祭器七案并备用祭器”，其中天神坛一案，有白瓷爵十二支；地祗坛十案，有白瓷爵八十四支。
商代以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从甲骨卜辞开始，许多典籍都有名目繁多的祭祀记载。作为祭器，青铜爵、瓷爵在各种仪式中供置在先祖寝陵、太庙高堂。爵显然超然于现实生活中实用与陈设器物之外，也超越现实生活的世俗观念，在爵体上皇家宗族的兴盛与民族国家的辉煌相互交融。祭坛上渴望永恒的祷告，确立了爵在同时期的器物中显著而神圣的地位。因此，制造皇家祭器爵就非常慎重，要求严格，形制规范，工艺精湛。
二、瓷爵的形制与制作工艺
（一）瓷爵的形制
爵与尊、壶、簋、等器物比较，形体虽小，但结构较复杂，组成的部件多。最早的灰陶器爵为敞口，有流有尾或有流无尾，细腰带，平底，三锥状足，确立了爵的基本形态。商代青铜爵一般高约20厘米，如图2，深腹、圜底，前有开敞的流口，后有瓣状的尾，左右有两立柱，柱上有帽状顶，腹右边接，底部连接三棱面的三足，足外撇，足的高度约为整个器物高度的一半。整体造型修长而稳健，秀美而奇异。尤其是爵上的双柱，它的功能至今也没有定论。一种认为用爵饮酒时，以双柱碰到脸为限度，双柱有限制过量饮酒的作用。二是认为在祭祀时保持圣洁，爵上覆盖绸布防止灰尘，爵之双柱是用来撑起绸布，避免被爵中的酒浸湿。三是认为双柱没有实用功能，在敞开的舟状大口上起装饰作用。这样看来，双柱更为爵增添了许多想象空间。
瓷爵基本上保留了青铜爵的原型。但由于原材料和制作工艺不同，瓷爵又有自身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化，各个历史时期的爵也都有时代风貌。以下就元至清景德镇烧制的名爵传世品形制作一简述。
元代：白釉爵（图4，安徽歙县元代窖藏出土），高8厘米，口径6.5×10.5厘米。敞口，口面呈舟状，口沿为波状起伏，爵流短而圆，尾尖而长，口沿左右的内侧有高出口沿约1厘米的乳头柱，外腹下部位有一道凸起弦纹，爵侧有一圆弧形的，两端粘于爵口与弦纹上，三足呈四棱形向外撇，足长约为爵高的三分之一，整个爵的重心低，造型古朴、稳健。祭蓝釉爵（图5，同上），高9厘米，口径7×11.5厘米，与白釉爵相比，此爵的足稍长，外撇的弧度稍大，弦纹较精细，整体制作较为工致，造型庄重、挺秀，应晚于白釉爵。
明代：洪武时的白釉爵（图6，南京博物院藏），高10厘米，口径7×15.5厘米，形制与元代白釉爵大致相仿，形体稍增大，按比例口之流与尾稍加长，双柱之顶端，有似莲蓬状的装饰。整体造型朴拙，唯莲蓬形柱顶颇精致。永乐白釉爵有两式：短双柱与长双柱（图7、图8，景德镇陶瓷考古所藏），两式均为平口沿，口流至尾加长，腹深似釜，三足较长且直，腹部弦纹较匀称，双柱莲蓬状顶同前朝。制作比前朝精致。永乐青花云龙波浪山峰纹爵（图9，同上），通高14.5厘米，口流至尾达20.3厘米，形制高大，双柱之高介于同期白釉爵长短两式之间。三足细长，稍外撇，造型伟岸。青花爵另有一式（图10，同上），口沿有起伏，流与尾两端上翘，为永乐晚期之作。此期间设计有带托爵，托为盘式（图11，同上），盘中有隆起之高坎，坎坡三等分设凹槽，凹槽空间正好安插爵之三足，阴阳吻合以稳固，整体统一（图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嘉靖青花云龙纹爵（图13，景德镇陶瓷馆藏），高9.5厘米，口流至尾长11.8厘米，口流与尾均缩短，沿袭永乐式样，爵之将前期的弧形改为“凹”字直角形，省去了腹外凸弦纹，腹浅且阔，足细长外撇，足长约为爵高的二分之一。造型古雅大方。祭蓝釉爵（图1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16厘米，口径6.6×12.7厘米，为此期又一式样，口浅深腹，圆柱形三足直而向外斜。
清代：乾隆青花云鹤纹带托爵（图15，景德镇陶瓷馆藏），通高13.4厘米，口流至尾长11.9厘米，爵口之流与尾外张上扬，圆腹，腹之一侧有圆弧形，三足为三棱形，足底尖细外撇呈蕉叶状，造型婉秀，线条柔美。托盘（图16，同上）与爵和谐成一体。构思承袭永乐之制，但制作工艺更为精湛。黄釉描金爵（图17，南京博物院藏），腹之一侧有衔环铺首，其设计颇为独特。祭蓝釉爵（图18，同上）则为复古之制，爵体似嘉靖青花爵，三足似嘉靖祭蓝釉爵，重心下移，古朴稳健又挺拔刚劲。粉彩胭脂红地饕餮纹带托爵（图19，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形制与青花器同。
纵观瓷爵形制的变化，大致从元至明永乐为一类型：平口、长流与尖尾、短足外撇，深腹似釜，重心低下稳重，是为匏爵。从明嘉靖到清乾隆为一类型：口沿起伏似波浪形，流与尾趋短而两端上翘，圆腹稍浅，足长外撇，重心上提，造型风格由古拙、质朴演化为端庄、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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